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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这是宪法学界鲜有学者主张宪法是法律总则的原因。
再次，每部专门行政法的特别行政处罚（法律责任）规定，都是立法者根据公共利益质、量的考量而设计的理想法律秩序安排。至于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情形，那要看其具体规定。
《指导意见》规定的法制审核内容主要为：行政执法主体是否合法，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陈伟莲，法律硕士，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6] 参见敖双红：回顾与前瞻：行政法律关系之研究，载《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2期。[17]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法律规范和法律事实是理解和处理法律关系质量、数量的钥匙。
另一方面，它确保了执法主体对重大公共利益解释的一致性、客观性和可操作性。[4]《行政处罚法》在行政处罚领域中为一般法，而其他法律中的行政处罚规定为特别法。从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1款人性尊严条款中导出。
[vii]参见[德]克劳斯威尔海姆·卡纳里斯：《基本权利与私法》，曾韬、曹昱晨译，《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1期，第184页。对于客观价值论国家保护义务理论的引进和普及，总体上应予肯定。[lii]这可谓对立法机关的持续性立法保护义务的经典论述。所谓双重约束，是指国家保护义务的履行应同时遵循防御权和受保护权的要求，不能顾此失彼。
本文研究发现，客观价值论国家保护义务理论的确是一个亟待完善的理论，其存在客观价值基点的可有可无、客观价值主观化的自相矛盾，以及自然权利、民事权利、基本权利国家保护混沌难分的逻辑困境。该理论范式存在客观价值基点可有可无、客观价值主观化的自相矛盾,以及自然权利、基本权利、民事权利国家保护混沌难分的逻辑困境。
[x] BVerfGE 7,198,205. [xi] Vgl. BVerfGE 35,79,98. [xii] BVerfGE 39,1,41. [xiii] Vgl. BVerfGE 88,203,251. [xiv]参见王进文：《基本权国家保护义务的疏释与展开——理论溯源、规范实践与本土化建构》，《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4期，第110页。袁立：《作为基本权的劳动权国家保护义务》，《太平洋学报》2011年第7期，第10页以下。但是，各个具体基本权利条款和宪法第33条第3款具有内在关联。与尊重对应的防御权没有从基本权利客观价值中推导，与保障对应的国家保护义务却从客观价值秩序中导出，显然违背了事理上应相互一致的原理。
在行政案件中，保护义务的履行首先体现在原告资格确定上，法院需要从基本权利保护角度来判断原告资格的有无。对于大多数基本权利条款而言，单一的基本权利条款仅能推导出基本权利的防御权面向，而无法推导出受国家保护的主观权利面向。在阿列克西的原则理论中，基本权利被分为确定性权利和初显性权利。摘要: 客观价值论国家保护义务,是目前我国学界普遍遵循的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理论范式。
在西方三权分立框架下，司法机关是国家保护义务的最后一道防线，立法机关的不作为也属于司法监督的对象。[xxviii]也就是说，人性尊严保护条款是一个确认受保护权的概括规定，其普遍投射于各个具体基本权利规定中，由此便可证成国家负有的基于主观权利的尊严保护义务。
[iii]参见前引[1]，张翔文，第32页。[xxi] BVerfGE 35,79,116. [xxii]参见前引[4]，Stern文，第244页。
三是客观价值秩序空缺模式。不论受国家保护的主观权利抑或课予国家义务的纯粹客观规范，均可借助基本权利的原则属性得以证成。[xxxiv] 防御权证成路径存在的上述问题，对于我国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理论的建构具有警示意义。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理论从客观价值论向主观权利论的范式调整，触及基本权利性质这一更深层次的问题。概括性人权条款的原则和精神亦辐射到各个具体基本权利规定之中。承认主观权利与确定内容相同的纯粹客观义务相比意味着更高的实现程度，这基本上排除了将基本权化约为纯粹的基本权利益或基本权反射利益。
需要强调的是，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三角关系中的私人关系是具有公共性的私人关系，只有该私人关系中存在公权力因素或者公共利益因素时，方可运用合宪性解释。对受害人而言，应当符合禁止保护不足原则，保护措施满足最低限度有效性要求。
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源自德国的旧保护规范理论和新保护规范理论，都把基本权利作为保护规范解释的考量要素。加害人与受害人两个私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国家保护义务产生的事实基础，理应被作为理解和确定国家保护义务的重心。
[xxxii] BVerfGE 77,170,214. [xxxiii] Vgl. Jürgen Schwabe, Probleme der Grundrechtsdogmatik,2.unver. Aufl., Hamburg,1997, S.213 ff. [xxxiv]参见前引[26]，Alexy书，第306页。[x]吕特案判决不仅创立了基本权利双重性质理论，且创立了客观价值秩序单一模式，即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从客观价值秩序的单一路径推导即可自足。
[xxxiii] 与人性尊严条款证成路径相比，从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基点证成国家保护义务，可以避免受保护权仅限于尊严核心的质疑。在自然法层面的国家共同体成立时，也会形成私人—国家—私人的三角关系。同时，禁止保护不足原则与禁止过度原则也存在不同：在适用领域上，禁止保护不足原则一般适用于公民—国家—公民三角关系之中，而禁止过度原则适用于公民—国家二元关系领域。基于受保护权的国家义务履行，则需要根据禁止保护不足原则判断其合宪性，该原则是衡量国家履行保护义务是否合宪的判断标准。
对于超最低限度有效性保护，国家机关可根据法律上与事实上的可能性，尽可能有效地达成。在实证法意义上提及权利的概念，需要分清该权利是基本权利还是民事权利。
自然权利国家保护义务和法律权利国家保护义务都属于国家保护义务，但二者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倘若未被遵守，依据联邦宪法法院的历来见解，其不仅侵害客观的宪法权利，亦抵触受侵害者的主观基本权。
据此，由保障解释出的规范内涵，与由尊重解释出的规范内涵，在性质定位上就应当相同。在此，客观价值论和原则理论通过理论抽象确定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做法，尚可发挥余热。
[xxiii] [德]H.科殷：《法哲学》，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页。[xii]根据上述阐述，第一次堕胎案判决实际包含了三条推导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的路径：从客观价值秩序中导出。但是，是否选择更有效或者最有效的手段，则需要综合考量各种因素确定，不一定更有效或者最有效的选择就是必然的选择。[xv] BVerfGE 99,185,197. [xvi] Vgl. BVerfGE 77,170,214. [xvii] Vgl. BVerfGE 56,54,80 f. [xviii] Christian Bumke, Andreas Voβkuhle, German Constitutional Law: Introduction, Cases, and Principl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9, p.76. [xix]前引[9]，Starck书，第430页。
就具体权利条款而言，我国宪法大多数基本权利条款中并没有出现保护或者保障的字样。根据基本权个人主义，集体利益只作为用以保障个人的手段，故客观规范的主观化是基本权利在所有情况下的根本目的。
由此，保护行政须遵守法律保留原则，不能把保护作为松动法律保留的理由。二是指提供起保障作用的物品。
立法保护的与时俱进是最低限度有效保护的必然要求。以受保护权为基点建构的主观权利论国家保护义务，既可通过宪法上的概括性人权条款连接具体基本权利条款获得证成，也能化解客观价值论国家保护义务理论的上述困境，是我国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理论的发展方向。
